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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但王海峰感觉像是捱过一个世纪。

    他用尽全身残存的力气，抬起那张布满皱纹和汗渍、已显老态的脸庞，望向江昭宁。

    那眼神里，没有狡辩，只剩下一种被剥去所有伪装后的灰败和彻底的虚弱。

    他的嘴唇哆嗦着，声音干涩嘶哑得如同破旧的风箱摩擦，带着一种穷途末路的认命感：

    “江书记……您……”

    “您说的是……句句在理……”

    他艰难地吞咽了一下，喉结剧烈地滚动着，仿佛咽下去的是一口滚烫的热油，“我……我年纪大了。”

    “您也知道，过不了几年……就要退休了。”

    他停顿住，呼吸变得异常沉重而短促，似乎在积蓄那最后一点揭开心底最难堪想法的勇气。

    他的眼神彻底失去了聚焦，只是茫然地望着前方虚无的一点。

    “我……我只想，”他用力吐出这几个字，带着近乎卑微的祈求，“平平安安地着陆……”

    “不想……”那“不想”二字如同重铅，几乎要将他的腰再次压断。

    他猛地吸了口气，声音微弱却带着一种惊弓之鸟般的恐惧，“不想在最后这几年……再掀起太大的风浪……”

    “得罪太多的人啊……”

    尾音带着绝望的颤抖，最终消失在沉寂的空气里。

    这是王海峰最后的、赤裸裸的肺腑之言，它揭开了一个极其现实、极其普遍却又是整个官场肌体深层腐毒之一的创口——“船到码头车到站”心态。

    “只想平平安安地着陆？”

    “不想得罪人？”

    江昭宁这两句低微的反问，比方才那些义正辞严的质问更具冲击力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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